緣起
　　作家：漂泊與返鄉的糾結

　　2009年年初，《麥家文集》由浙江文藝出 版社推出。出文集對麥家不是第一次，但是在杭州舉行文集首發，對於他本人則有特殊意義——這意味著一個十七歲就離開家鄉富陽，在外漂泊數年的作家，最后終 於決定返鄉，從一個差不多已經定居成都的作家，變成地地道道的杭州作家。作家與故鄉有什麼樣的隱秘聯系？為什麼許多作家寧願漂泊而遲遲不願返鄉？這一串有 趣的文學話題由《麥家文集》牽出來，由專程從成都趕來參加文集首發式的作家阿來以及廣東評論家謝有順與麥家本人一起探討——他們共同亮相於杭州的文瀾講 壇，有了一次同行加朋友式的文學互動。

　　作為第一讀者，讀到這份長達一萬多字的速記資料，深感有趣的地方在於，它雖然圍繞著《麥家文 集》的出版而做，談話的內容卻極為寬泛而有延展性。它甚至展現出一個作家輕易不會被碰觸到的那一面，又都與文學以及對文學的理解密切相關。 

　 　就麥家而言，盡管因為《暗算》廣受關注又備受爭議，但他似乎一直沒有等到一個機會，為他的文學作充分的解釋與表達。甚至讓大家知道，除了《暗算》，他還 有私自十分珍愛的神秘《黑記》。另外，《麥家文集》中的其他小說，也同樣可圈可點，把它們綜合起來打量，才能了解一個全面、立體的小說家麥家。

　 　這樣的麥家，到底是通俗類寫作還是純文學寫作，結論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反而是，通過一套文集的閱讀，人們更能清晰地看出，他在文學之路上的左右探試， 直到后來道路才越來越明晰。我們隻能寄希望於他在這條選定之路上走得夠遠、夠獨特。

　　在外漂泊十七年，故鄉對一個作家到底還有沒有誘 惑，麥家用自己的選擇証實了誘惑的存在。但是漂泊對於作家的意義，也在這次談話中被作家阿來特別提到。

　　因為篇幅原因，我們僅選取了談 話的一部分，主題就是“文學與故鄉”。

　　——編者題記

　　作家與故鄉，一種神秘的牽連
　　阿來：作家歸 故鄉，是一種歸宿

　　主持人：我們今天一個主題，是文學與杭州，為什麼確定這樣的一個主題，當然是因為麥家先生多年漂泊在外，現 在終於回來了。但這樣的話題會不會讓阿來老師心情比較復雜呢？他們在成都是好朋友，一對文壇兄弟，現在麥家突然撤了，回家了，阿來會不會有點孤單，怎麼看 待這樣一個事情？

　　阿來：我覺得一個作家回到故鄉，也是一種歸宿吧。我相信杭州這樣的城市本身有一個比較深厚的文化傳統，這裡出去的作 家想回來也很正常。提到杭州，我就會想起兩個人，一個就是老在我旁邊嘮叨的這個人(麥家)，他這種嘮叨很舒服，老嘮叨一件事情。還有另外一個人，明末散文 家張岱。我自己的母語不是漢語，我對漢語操控得很漂亮干淨的人非常崇拜，張岱就是我心目當中的一位大師。

　　有些時候，大家在談論中國文 學的風格時，經常把杭州和成都放在一起，覺得這兩個城市都比較休閑。但是我經常看到差別，我在成都經常嘲笑成都，我覺得成都的休閑有一個特點，就是自己消 費自己，這是受地理條件限制。它旁邊都是鄉村，都是文化水准、經濟水准比較低的地方，所以隻能是自己消費自己。杭州不一樣。杭州旁邊有上海、寧波，杭州的 休閑是要給別人提供消費的，因為有外在壓力，所以它會努力去提高。麥家離開成都，回來這兒，可能有這個因素吧，他也想努力提高自己。我眼中的麥家，是個愛 嘮叨的人，很固執，一個事情一定要想明白，就像他的小說，也就是在這麼一個狹小空間裡，有一個事情一定要去詳細弄清楚。而成都人的性格不是這樣的，成都人 覺得有這麼一個意思就行了。這一點上，麥家確實不是成都人，他身上的愛嘮叨、固執這些東西，在成都是不和諧的，回到杭州后，我想這個城市會幫助他把這些特 點發揮得更好。

　　麥家：11歲那張杭州地圖，打通了數學和文學的暗道

　　主持人：每個作家都有一定的精 神背景，我想問問麥家，成都和杭州到底是哪個讓你變成了今天這個你？

　　麥家：說是杭州人，其實我對杭州是最不了解的。因為我是富陽人， 杭州下面一個縣，小時候隻來過杭州一次，17歲離開了老家，然后就一直在外省，在部隊的17年裡，我呆過6個城市，加上杭州是7個城市，這7個城市中我最 不了解的就是杭州。

　　我小時候隻來過一次杭州，是11歲那年。那時印象非常模糊，也就是看看西湖。所以，童年的印象當中一直有一個錯誤 感覺，是跟杭州地圖有關的。那次來杭州，父親替我買了一張杭州地圖帶回家，這張地圖很長一段時間成為我的一個讀物，經常看，像看書一樣的看。你們知道，杭 州這個城市是狹長形的，地圖上的公交線路也不知是怎麼回事，我不了解，不懂，慢慢地地圖就在我腦海裡變成了一個棋譜。真的是一個棋譜。我想象杭州就是一個 巨大的棋盤，圍棋盤。圍棋都是很神秘的，圍棋和象棋有根本的區別，象棋車馬炮，各有各的定勢，車隻能直來直去，馬隻能跳來跳去，炮必須隔一個才能打。圍棋 子本身是無大小、無特權的，你可以把它的價值發揮到最大，也可能是零，關鍵就看你怎麼放，放在哪個地方。這就是圍棋的神秘。我小時候愛下棋，但下得多的是 軍棋、象棋，圍棋其實也是半懂不懂的，恰恰是這種半懂不懂，最容易產生聯想，胡思亂想，以致把杭州就想成一個圍棋盤了。 

　　由於我從小 覺得杭州是一個圍棋盤，我就把杭州想得很神秘，后來我想圍棋其實就是數學。文學和數學本來是不搭界的東西，而我恰恰是從數學進入到文學的，這到底是怎麼回 事我也不知道，會不會跟我把杭州地圖想成圍棋盤有關？或者說會不會是那個荒唐的想法(把杭州想成一個棋盤)幫我打通了數學和文學的暗道？隻有天知道了。

　 　謝有順：風格化強烈的作家，都有一個文學的故鄉

　　主持人：一張11歲看到的杭州地圖，啟蒙了麥家的文學之路，這是很神 奇的。我們今天三位，麥家和阿來正好是跟成都和杭州兩個休閑城市有關，我們是不是可以從文化的角度，來談談一個城市跟作家的關系。謝教授先來聊一聊。 

　 　謝有順：作家跟一個地方的關系，往往是感性的，或者用麥家的話說是神秘的。寫作和地方之間的關系，叫故鄉的關系。這是文學界非常重要的一個主題，我們稍 微回想一下，那些我們所敬重的文學大家，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寫作的根據地，他的感受是怎麼來的，他的細節，他筆下的風俗人情從哪裡來的，就是他的根據地。有 根據地的作家，他扎得深，同時也能夠很快地風格化。

　　盡管麥家寫作的方式比較特別，他寫的都是封閉空間裡的人，但是看過他《暗算》后面 一部即《風聲》的人都會知道，麥家有意把他的密室安放在西湖邊。這是一個暗號，這樣的房子放在蘇州也可以，放在海南也可以，放在杭州也是跟他童年的記憶， 那個地圖的影響有關，這就是一個地方對作家的影響。

　　阿來：我談民間，也是在談論故鄉

　　主持人：剛才 謝教授講到了作家內心的故鄉，阿來曾經出過一本書，叫《阿壩阿來》，非常符合謝教授講的故鄉和文學之間的關系，阿來老師不妨講一講西藏的文化背景和你的文 學創作。

　　阿來：這是部短篇小說集，名字是出版社起的，他們想把作家直接跟他所書寫的背景聯系起來吧。說起我自己的故鄉情懷，可能比較 有意思，我們那邊的人很小就接觸文學，這種文學和你們因為學校識字而被灌輸的文學不一樣。藏族的老百姓，除非你出家當了僧侶，別的人都是文盲。但是文盲也 有文盲的文學，它的歌唱，它的民間故事，它的史詩，都是一種口頭文學。所以，當我剛剛會聽話時，這種東西已經滲進來了，那些民間故事，那些民歌與史詩，都 不是一個很短暫的創作，而是世世代代的人加工、完善而來，每代人都加入了自己的情感經驗。我成為一個作家，可能跟這種民間文化中非常濃厚的文學交融有很大 的關系。所以像后來我老是講，我們今天討論文學的來源，我們的精神世界的時候，我們可能總是從書面文學的角度進行梳理，但是在非漢語所在的地方，在少數民 族的作家那裡，還有另外的精神緣由，就是民間文學。從某種意義上說，我談民間也是談故鄉。

　　作家與漂泊，一種文學的需要
　 　阿來：文學需要一種漂泊感

　　主持人：剛才談到了西藏和阿來的關系，我特想問一個問題，阿來你作為西藏的民間文化下成長起來的 童年、少年、青年，后來進入漢語文學的體系，構不構成一種包裹？第二個是阿壩的阿來到成都的阿來，成都的阿來顯然是另外一種漂泊，這對你和你的文學性格的 產生有什麼影響？

　　阿來：今天，我們經常用一個詞叫全球化，現在是全球化時代。其實在我們沒有進行經濟交往之前，不同的民族之間，不同 的文化之間，交流早就頻繁展開了。全球化造成的結果是有越來越多的人不在自己的故鄉，不在自己的民族，不在自己的國家，不在自己的文化當中生活。比如諾獎 得主奈保爾，本來是生於特立尼達的印度人，后來在英國寫作成名。這種生活肯定帶來嚴重的漂泊感，但是回到寫作，人有一點漂泊感，是有正面意義的，它使你變 得比較敏銳——對處境的敏銳以及對另外一種語言的敏銳。 

　　我覺得用漢語寫作，對我來說反而有特別的敏感，因為我以前的語言不是漢語， 讓我用漢語寫作就有一種漂泊感。

　　謝有順：漂泊感，詩人需要，小說家不需要

　　謝有順：有個流亡詩人， 叫米沃什，他是從波蘭流亡出去的，他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波蘭在我身上，他是帶著祖國和故鄉去行走與寫作的。對詩人來說，他描述萬事萬物，歸結點是要表達 自己的胸襟和對世界的看法。小說家雖然也在表達對世界的看法，但首先是要具體描繪世界，他要塑造一個世界真實的形狀，這個跟詩人有很大的不一樣。比如“欲 把西湖比西子，濃妝淡抹總相宜”，我們會知道蘇東坡對西湖是什麼感受，但是你不知道西湖具體多大，什麼樣子。這點和小說家不一樣，小說家必須寫到具體的眼 神動作。從這個意義上，我們發現，中國一個非常獨特的地方，就是詩人在路上、在流浪中的詩作很多，就因為他追求一種漂泊感。而小說家要描繪具體的生活樣 子，四處漂泊對他可能就不利了。

　　麥家：我的文學與地域關系不大，要說有，是化學反應，而非物理反應

　　麥家：我主動 要求說話，因為有順剛才的話安慰了我，讓我突然有了說話的沖動。其實我在外那麼多年，回來的機會很多，但我一直不選擇回來，為什麼？因為我暗暗告訴自己， 既然想當作家，精神上漂泊一點可能對我有好處。不過最后我還是回來了，年紀大了，受不了漂泊了。回杭州，結束了漂泊，我又有些擔心，這會不會是江郎才盡的 暗示？謝有順這樣一說，就等於是說，我是可以回來的。因為我不寫詩，我隻寫小說。

　　說到杭州與文學，我坦率說，這個城市包括富陽，包括 我生活的村庄，和我的寫作沒有構成必然的關系。我的父親是一個右派，外公是個大地主，爺爺是基督徒。我1964年出生，正好趕上“文革”，頭上戴著三頂大 黑帽子，特別受歧視。我11歲開始寫日記，寫到21歲，36本，遠遠超過了我小說的數量。為什麼寫，就因為別人瞧不起我，不跟我玩，我跟外界交流的渠道被 阻斷了，要找到交流出口，隻有這樣。寫日記就是對著鏡子說話，把自己的內心交出去，同時也通過寫日記，把我的內心拓開。海明威曾經說過，作家最好的訓練是 辛酸的童年。我也有同感。

　　主持人：故鄉就真沒有給你的作品帶來什麼靈感嗎？

　　麥家：有的。《暗算》中的阿炳，有一 個原型。我老家富陽一個很大的村庄，有上萬人，村上有一個傻子，他甚至連爸爸媽媽都不會喊，沒什麼生活自理能力，但他有一個奇特的功能，就是可以報出村裡 所有人的父親、母親、爺爺、奶奶，哪怕是才一兩個月的孩子，他隻要看一眼就可以報出來。我一直想，這個人很神奇的，我如何把他寫成小說。但如果就這樣寫， 頂多就是一個奇聞軼事而已。后來有一天我突然想到，這傻子的特異功能不是在眼睛上，而是在耳朵上。就是說，他那個本事不是用眼睛看出來的，而是靠聽出來 的，這樣我覺得有那麼點意思了。我就安排他有一天去為國家從事偵聽工作，成為了民族英雄。這樣一來，這個人就和我們有關系了，不再是我們老家的一個人，而 是我們國家的一個英雄。這就是生活和小說的關系，不是對生活作簡單的物理反應，而是要作化學反應。